记录:新经典文化(本文为詹宏志先生「旅行与读书—浪子回家后的异乡与故乡」活动当天逐字记录,版权为讲者所有,勿随意转刊。若有转载需求,请与出版社联繫。)

前情提要:

中古欧洲人对教育的看法:有学习、有实习,还要有旅行 要到很后来我才会明白,旅行分有目的的旅行和没有用处的旅行村上无赖的说词

村上春树在他的《远方的鼓声》书中有过一段话:「有一天早晨醒来,侧耳倾听时,突然觉得好像听见远方的大鼓声。从很遥远的地方,从很遥远的时间,传来那大鼓声音,非常微弱,而在听着那声音之间,我开始想无论如何都要去做一次长长的旅行。」

第一次读这段话时,觉得很动人,可是再仔细一想,就会觉得这好像是个痞子无赖说的话。为什幺?因为这个发言不真诚,这是跟真相不符合的,怎幺可能会听到鼓声就跑出去旅行呢?

詹宏志演讲纪实之三:别相信村上春树真的是因为听了鼓声就跑去旅摄影尤传莉

大家想想他做了哪些事?为了做那个长长的旅行,他必须把手上杂誌的专栏一一停掉,要把房子租给人家,把猫託给朋友寄养,要做这幺多事,哪里是听到鼓声就起身去旅行呢?他是经过精密的计画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才搬到欧洲去流浪,一去去了3年。

显然他的帐户安排跟水电费缴交都先準备好了,而不是一点鼓声就开始旅行。之后我才清楚「远方的鼓声,要去旅行」根本是一首土耳其歌的歌词,这显然是村上一贯的手法伎俩,他的书名大多都从歌词来。

所以听鼓声去旅行显然不是他真正的原意,他不愿告诉我们怎幺去旅行,而是用简单方法把读者打发了,因为他的叙述细腻动人,让人感受出发旅行很浪漫,当然没有这幺容易的事。这3年他在欧洲做了什幺?他写完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还有一本短篇小说,一共写了3本书。

在他讲到这次旅行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简直像把书桌搬到井里去写一样。」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一定是他在写作上碰到一个情境,他需要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所以他去了某一个远方。可能当时他已经红了,每天都会有很多演讲邀请、记者採访,这个其实很干扰人,就像我若在台湾路上遇到记者,会突然被追问你对波多野结衣有甚幺看法。所以村上才会去旅行,他并没有一直动,而是把书桌「搬到井里头去」,跟社会隔绝、安静下来,在那里专心地写完他出色的作品。

阿城的偈语

听到村上这些话时,我才想起其实我是听过类似的话的,这话来自大陆小说家锺阿城。

1993年时,当时我失业在家。我的出版业朋友们来找我,希望组一个台湾团去香港参加书展,要我去做团长。我当然不好意思,因为我当时连出版者的身分都没有。我说可以帮忙规划一些Program,便邀请一些台湾有趣的作家到香港做一系列的演讲,其中包含阿城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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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阿城人住在美国洛杉矶,被我邀请到香港演讲,现场有个读者问他:「你人在美国,你对那个社会观察到什幺?看到什幺?这些材料有一天会被你写出来吗?」阿城说:「美国对我来说,只是一张大书桌。」

他的意思是,他已经不需要也不想要更新的材料,光是文革那个经验,他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完。他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环境以反刍那些经验。这也是前人作家说的,人在25岁前的经验其实已经足够你写了,端看你对那些材料有没有深刻的反省。

相对阿城说那话的时候,目前大陆的发展更是神速,那个社会变动之快,让人容易心浮气躁,一个阿里巴巴上市就产生了新的全国首富,整个社会随时有新的财富发生、新的权力在发生,有太多题目跟翻搅人心的事物,这是种转型之痛,对作家来说,当这些量太大时,坐下来要写作是痛苦的,因为他其实是不得安宁的。

作家其实不需要那幺多,通常他手中的材料已经足够他书写,困难的反而是一张安静的书桌。

台湾也是如此,我要说任何一个在台湾可以安静写作的人,我们都要给他一点敬意。因为生活在这里每天打开报纸、电视,绝不会听到今天没事,讨论就此作罢。发生了事情固然让大家得以热烈讨论,但即使没有发生任何事也要弄出事来谈。

但如果你是个外来者,这个社会又对你写什幺无动于衷,这也是我在美国短暂办报的体验。我当时在美国办中文报纸,感觉自己每天像在火星发革命传单一样,那个社会的主流跟我无关。

有一次我坐地铁,旁边人跟我攀谈聊天,问我在做什幺,我说做中文报纸,那个人惊讶地问:纽约有中文报纸吗?我不好意思告诉他纽约其实有11份中文报纸,有的报纸报头写中华民国XX年、有的写西元XX年,左派右派各有报纸,共同的特色就是不写美国的事。在美国发行的报纸但报导的是9000公里外小岛上的事,或者是再远一点整个中国大陆的事。

这样的报纸不仅美国使用者没办法看,即使是华人也只有第一代移民看它。第二代学英文后直接就看当地报,不会去看美洲中国时报。结果我们在那个社会就像是用即将死去的语言办给一群即将死去的人们看的报纸。我们跟那个社会的主要脉动没有关係,当地美国总统选谁华人第一代移民不管,他们会关心台湾选举。

换句话说,我们在自己的情境下感受是波涛汹涌的,但你若换个情境,一份美国自己的报纸要谈到台湾,可能3个月才有一次,甚至可能是3年。

当我在台北时,感觉美国并不远,因为台湾的报纸上常有美国的事。但当我住在美国,打开美国报纸,台湾就变得很远,除非台湾出了很严重的事,否则不会出现在英文报纸里,这也因此让我产生一个理解,每个社会里的海外作家是有作用的。

首先,他们真的是一群最能专心写作的人。当我在美国拜访海外华人时,我见到白先勇、张系国、陈若曦这些作家,他们在美国都是寂寞的人,因为左邻右舍的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另外一个语言里是重要的作家,他们在美国也无社交生活,整个美国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张寂寞的书桌,他们看不到台湾的动乱变化,因此可以专心的写作。

人一但离开到异乡,就能把家乡的一些喧嚣愤怒整理沉澱,但是这个异乡不可以是旅游胜地,村上春树到了欧洲,不能住到威尼斯伦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他得住在一个希腊的小岛,而且是游轮无法靠岸的小岛,如果是就没办法写作。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说的,他发现自己在威尼斯无法写作,因为那里太多颜色、太多风景变化。

这话我深有感触。

不抢戏的陌生之地

1997年,当时香港将要回归中国大陆。我有个出版界的朋友建议出一笔钱给我,要我到香港住一段时间,跨过这个过渡时期,从回归前住到回归后,用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纪录香港的变化。

他的建议我其实有点心动,正好我有个机会要去香港,也有一个写作计画,我看行程不紧便安排要在旅馆里头写一点东西,也为自己倘若接受邀请做一点心理準备,因为朋友那个邀请是要花一年时间的。

当时应该是1996年,我住在香港会展中心楼上的Harbor City旅馆,我坐在书桌前,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底下就是天星码头,天星小轮每几分钟发一班,坐在那里眼前有太多的景物流动,你目不暇给、也静不下心来,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亨利·詹姆斯所说的话。

像他这样的作家就像敏感的乐器,碰一下就会振动发声,所以是禁不起五颜六色的挑逗拨弄。

假如你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孤独的书桌,你是不能待在一个有事件流动着的中心。要静心想一事,你必须是局外人,这也就解释了,如果人在局内,起码局外的心境是必要的。虽然处在社会波动的中心,有时要六亲不认、五感不动,看着这一切又彷彿一切跟我无关,我必须有这个局外的心境,如果用冯内果的话,他说这就是:远离中心的好处。

冯内果把他人生中碰到德勒斯登大轰炸的经验,他亲身的经历写成一本科幻小说,男主角被外星人抓到外星球,他说只有把人抓到外星,从外部看一个绿色的星球上一群同类的相残,你才知道知道那有多荒谬。这是从远处看中心的好处。

奇特的鼓声

旅行地必须是不抢戏的陌生之地,这是从村上的鼓声说起的旅行故事。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鼓声,来自我非常着迷的另一个作家的纪录,英国探险家威佛瑞·赛西格(Wilfred Thesiger),2003年才过世。

我曾跟他通过信,当时他80几岁还住在肯亚,当时我透过经纪人联络上,约在伦敦访问,但后来因故没能去就跟他延后,没多久他竟然就过世了,这是我的人生憾事之一。

他有一本书叫The Life of My Choice,《我所选择的生活》,是一本自传。他的父亲是派驻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天的衣索比亚)的外交官武官,是个军人,他的母亲从英国带着行李到非洲依亲,当时她已身怀六甲,就在非洲生下威佛瑞·赛西格。

所以小时候他是在非洲奶妈照顾下成长的孩子。他对非洲的童年印象深刻,因为那里很自由,没人逼你做功课,非洲教育的概念跟白人很不一样,他每天都像野孩子一样成天骑马玩枪。6岁时,他在家里听到战鼓雷鸣的声音,还有声嘶力竭的呼叫,其实他所经历的是阿比希尼亚的内战,部落之间的战争。那天是战胜的部队从他们家门口经过,他走出去看,看到数量庞大的部落战士,他写道:

「战士们带着他们的兽力,全部在脸上、身上涂满油彩或饰以羽毛,拿着各形各色的矛枪和盾牌,唱着亢奋激狂的战歌,并咚咚咚地敲着兽皮和兽鼓……。」

这是他童年六岁时看到的诡异景观,没多久他的父亲就在任上过世了,母亲带他回家乡。回到英国,他被送进了知名的伊顿公学读书,再来就进到牛津大学。

本来按这样的背景,他可能最后会变成政府公职人员,也可能走上学术研究之路。不过因为非洲的红土草原,在他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终其一生他似乎都会听到比村上春树真实的远方战鼓声。那个声音在他心中起着奇特共鸣,让他无法坐在家里,他没有办法停留在文明世界,终其一生他都在探险,远走他乡,或是去爬喀拉崑仑山、或是爬兴都库什山,或是到沙漠。

他第一个走所谓the Empty Quarter的人,就是叶门地区,阿拉伯半岛南半部的大沙漠,那地区是连阿拉伯的劳伦斯都说:是人类不可能穿越的大沙漠。威佛瑞·赛西格不但穿越了,还走了两次。他旅行的方式永远不用现在文明工具,他会骑骆驼走几万公里,注定一生要过着和别人不同、他自己选择的生活,也就是他书名The Life of My Choice的由来。

威佛瑞·赛西格的作品是我心中最着迷的当代旅行着作,可惜此人惜墨如金,一生写的书并不多,且成书都比他旅行时间晚很多。

他的经典作Arabian Sands《阿拉伯沙地》,书出版于1959年,但记录的是1945到50年的事情,讲他在阿拉伯与贝都因人(Bedouin)共同生活的经验。他是在5年的旅行结束后,整整等了9年才把书写出来。

他的另一本书讲的是The Marsh Arabs《沼泽阿拉伯人》。这书出版在1964年,不过他的行动是发生在1951年到1956年,所以这稿子也等了8年。这已经不算是很慢的。因为他的第一场冒险是在1930年到1934年,他是回到父亲当年驻扎的地方阿比西尼亚,去寻找阿瓦西河的源头,这趟旅行时他才20几岁,而这本书他一直到1996年才写完出版,读者整整等了60年。

下一次我到华山朗读节活动上(编注:原因颱风取消的詹先生华山朗读节活动,延后到12月6日下午三点于远流别境举行),我可能要再多说说这些人的故事。不知道什幺缘故,我读到在沙漠旅行的作者,感觉到他们是有相像之处的人。沙漠旅行的作者有一种调性,海洋旅行的作者有另一种调子。当你有机会看过两个以上作者时,会发现他们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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